改革開放后，中國出現一個特殊現象：人口由農村向城市流動。人們習慣上稱這些進城的人為“民工”。他們沒有從事投資經營的資本，只有廉價的勞動力。他們當中許多人缺乏教育背景，只能從事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作，特別是那些“累、臟、險”的工作。據統計，從1982年到2000年近20年的時間里，農村向城鎮轉移人口2．05億人。今后20年，農村向城鎮轉移的人口量將可能達到3．3億。

　　城市中臟、累、苦的行業，如建筑、清潔、搬家等，從業者大部分是民工，民工給城市居民帶來了方便和舒適。但是，近年來民工工資被拖欠、克扣現象普遍存在，而且呈現出越來越嚴重的趨勢。有的民工辛苦一年，年底老板跑了，只好兩手空空回家。民工得不到工資而引發的糾紛時有發生，一些民工甚至不惜以死相爭。更令人擔憂的是，民工在從事各種危險性工作時，他們的職業安全能否得到可靠的保障依然是一個充滿懸念的未知數。

　　如上海市外來務工人員傷亡事故一直居高不下。上海市政府主管安全生產的一位副秘書長介紹說，由于受到地域文化的限制，加上安全意識的缺乏，特別是部分用工單位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對民工的安全教育和安全培訓，再加上安全管理不明確、現場監督不到位、安全措施不落實，導致外來務工人員傷亡事故居高不下。據初步統計，今年1至5月份，上海市外來務工人員共死亡67人，占上海市安全生產事故死亡總人數的60．4％。

　　然而，各國現代化的歷史經驗證明，實現社會公平，首先要從保護弱勢群體做起。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是弱勢群體，消費者是弱勢群體，我國已經為保護他們的權益制定了專門的法律。

　　在我國，民工也是弱勢群體，可是現在還沒有保護他們的專門法律。而且，需要指出的是，有關部門迄今為止還沒有提出保護民工合法權益的立法計劃。

　　一些專家指出，民工的職業安全，主要指民工從事某項職業的人身權和生命健康權應依法得到安全保障。然而，現實生活中，民工的人身權往往被隨意踐踏！

　　據報道，去年以來我國各地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針對民工、特別是女工的非法搜身事件，更有多起包括在首都北京發生的“黑保安”打死民工的事件，發生之頻繁、情節之惡劣、后果之嚴重，讓輿論和公眾深感震驚。

　　民工遭非法搜身事件的一再發生，一方面反映了某些企業主憲法、法律意識的極端淡薄。另一方面，也應引起人們對民工群體弱勢地位的極大關注；民工忍屈受辱被強行搜身時，多抱有怕丟掉工作、證明清白的心理。對此有關人士呼吁，在增強民工權利意識的同時，有關政府部門應加強行政監督管理職能，對民工的人身權利更應給予切實的法律保障。

　　民工的生命健康權受到侵害時也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據悉，在珠江三角洲打工的青年民工中因工斷指、斷臂、斷腿的傷殘人員數量非常驚人。去年9月，深圳某報以“斷指呼喚安全生產”為題，報道了令人心痛的消息：主要生產電風扇及運動器材的深圳沙井黃埔青海電機廠，1000多名職工在不到半年時間里，就發生40多起員工斷指事件。由于這家企業沒有給打工仔辦理工傷保險，廠方只給了部分賠償，不同意支付工傷辭退金，斷指的打工仔們對此不滿，四處上告。因為打工仔因工致殘的官司不斷增多，在廣東出現了一些專門為打工仔打官司的律師，被媒體爆炒的周立太就是其中比較出名的一個。據周立太介紹，他手中正在打的官司有700余宗，絕大多數是打工仔斷指、斷臂、斷腿、癱瘓的工傷案例，其中有85％左右是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案例。

　　造成民工頻頻遭遇安全生產事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些了解內情的人士認為：其一、部分雇用民工的企業機器設備陳舊、落后、老化，經常出故障是造成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前面提到的沙井黃埔青海電機廠資方代表紀榮東，在檢討該廠40多名員工斷指的原因時承認，“沖壓器械存在安全性能老化的問題，沒能保證員工的勞動安全”。其二、培訓不足、倉促上線也是頻頻出現安全事故的原因。對于各工種需要進行哪些培訓，國家有明確規定，但很多企業不予執行。法制報8月3日報道的李安林的遭遇就是典型一例。其三、勞動強度太大、加班時間太長、嚴重超時、疲勞上崗也是發生安全事故的重要原因。企業普遍采用的對員工包吃包住的形式，員工伙食差、營養不良，工人基本工資低，只能靠加班增加收入，而且加班費都很低。工人夜以繼日加班加點，因而疲憊不堪甚至出現暈厥，導致工傷事故接連不斷。失去雙臂、曾經創全國工傷索賠額最高341萬元的女工劉濤，就是在連續加班后，倒在了梳棉機上被絞掉了雙臂。國家規定每個月加班不能超過36小時，而劉在出事故之前的19天時間里加班達到了78小時。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民工自身對職業安全的保護意識的缺乏也是誘發安全事故、導致安全事故發生后處理困難的一個致命原因。記者在對雙目失明的李安林采訪時了解到，李安林在外為人開車打工十多年，只有一次在用工部門的要求下，才與其簽訂過一回書面的勞動協議；其余的都是口頭協議，約定的也僅僅是工資方面的內容。這在民工當中是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民工們在勞動過程中，第一位關注的是工資，安全保障要求和依法自我保護意識十分薄弱。某家法院曾對該轄區內的50位民工做過調查，請他們回答“你對工地或工場上這些簡陋的設施感到擔心與否”時，46人的回答是：沒有考慮過，只考慮工資高低和是否能兌現；問有無上崗證，50人全部回答：無；對于“你對建設部門要求持上崗證才能從業贊成與否”這個問題，47人回答：不贊成，理由是：太麻煩，受人限制，還要交一筆費用；對于“出了事故后應由誰來負責”的提問，有27人認為誰操作出現錯誤誰來負責，5人認為為房主或業主干活，應由他們負主要責任，還有3人認為要看具體情況而定。

　　在今年的“兩會”上，民工的職業安全保障問題已引起了廣大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關注。代表和委員們認為，民工屬于弱勢群體，其相關權利往往只有通過政府的幫助才能得到保障。有關部門應當加強對民工勞動力市場的管理，注意對勞動保護產品生產、工地安全防護措施和民工安全教育培訓的檢查，對安全不達標的用工單位應不準其生產，并加大對其的經濟處罰，督促其加強安全生產管理。